一、课题的研究背景
    自建国以来，司法探索中（包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司法体制改革）先后共有三轮具有标志意义的改革，与前两轮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动不同，本次司法体制改革是由中央将整个司法体制作为通盘大计去启动。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中属于新鲜事物，这一全新的诉讼类型，其制度设计与运转需要在理论研究、案例积累和反复的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司法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中居于重要地位，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
    二、课题的研究意义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整个市场经济进入转型期，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导致利益冲突日益增多，环保、资源、土地等相关领域新的矛盾问题交织叠加，涉及多数人的社会公共利益因行政机关主体缺位或者社会组织趋利习性，呈现权益救济脱节的状态不断涌现。然而长久以来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立法空白，法学界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的研究力度更是薄弱,这些都严重影响着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和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依法确立公益诉讼制度不仅是满足当前法治社会的需求，也是适应今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必备要件。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和深入推进，使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基本实现了由法律理论向司法实务的过渡，初步勾勒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轮廓，改革试点在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试点工作暴露出现行法律法规在规制范围和程度上依然存在局限性的问题，使得审判、检察机关在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使对具体实体或者程序环节存有疑虑。如何完善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完成与传统行政诉讼法的科学有效衔接和适应行政公益诉讼发展呈现的新要求，为行政公益诉讼提供法学理论支持，这些是法学界学者应当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汪海燕教授说“通过理论层面的不断创新，以及改革试点的实践，将一些成熟的、科学的改革经验上升为法律，以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往往也是公共利益急需保护之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重大改革部署。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和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标志着我国正式启动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三、课题的主要内容
    本文以我国十八大后启动的第三轮司法体制改革为背景，运用法学方法论、价值分析、实证研究方法，从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力基础及其发展过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现状和完善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三个部分对我国行政公益诉讼作一些初步的观察分析和实践研究。
    第一部分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主要有人民主权原则、公民诉讼权理论和诉的利益扩大理论。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及历史原因和我国法制建设起步较晚，我国法学界在公益诉讼领域尤其是行政公益诉讼领域的研究涉猎并不多，法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和突破也只有近二、三十年的时间，在立法及司法事务方面始终没有较大的进展，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明显滞后。详细阐述了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空白的原因首先是我国行政诉讼审判长期局面滞后；其次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进行了严格的限定；第三我国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的不断变化直接影响着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分析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一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不断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客观需要。三是为适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所以行政公益诉讼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中一项有创新意义的制度，它是在我国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进步的大背景下，面对传统的诉讼类型已经无法解决新时代出现的新的矛盾纠纷的现实，国家立法机关为了推进依法治国从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设置的一项必要的改革措施。
    第二部分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现状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法学界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争议和试点改革中存在的司法实务方面的问题。对诉讼试点工作中的出现的线索多转化难成案难、检察机关诉讼地位不明、案件执行难和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监督瓶颈等难点热点问题进行研究。随着改革试点法律政策相继出台，确立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有其现实必要性，一是我国行政诉讼采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标准，只允许在本人主观权利受到侵害时才有资格提起诉讼。二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虽然主观诉讼能够有效防止防止滥诉，但是近年来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愈演愈烈，如果不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就是放任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使合法权益得不到救济，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是可以充分发挥司法权监督行政权力滥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作用。四是出于能够平衡原告弱势与被告强势之间的实力差距的考虑。最后从法经济学视角来分析，检察机关具有法律监督技术、诉讼经验和专业检察官人才以及各方面的天然优势，尤为重要的是检察机关还具有普通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所不具备的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权、司法调查权和案件公诉权，既可以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又可以有效节约防止滥诉的发生。
    第三部分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而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落实可操作性和相融性,就是改革措施要能落在实处、改革制度之间不能相互抵消，确认司法诉讼制度试点成果等尤其需要在改革中优先深化解决。在现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框架下，可以适度进行调整和修改，建立、完善更为科学合理更具操作性的顶层设计。将试点成果法律化是学界普遍的观点，以改革试点前后基层探索中发生的相关案例作为实证研究的素材，对比分析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发展及其背后的原因，有助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良性运行与有序建构为指导。秉持依法治国、宪法至上的原则，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角度出发，试从加强检察监督思路研究明确检察机关职能定位，探索建立检察监督体系、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地位的回归、解决执行难和完善检察机关办案机制体制等方面提出完善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建议，建议赋予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判决的权利，探索建立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或司法机关内部人员消极不执行判决通报、记录、追责制度，强化调查核实权、畅通案件信息的公开和报送、设定合理的检察建议的公告期约谈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索，以期展现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独特之处，并期望能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相关行政公益诉讼领域改革、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视角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