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渊源的角度审视宋代法制，更能深刻地理解两宋之所以能创造出引理入律、融情于法、寓教于刑的司法艺术，并酝酿出以“和合”理念为核心的审判智慧，并非偶然得之，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历史必然。
宋代法律渊源的三个层次
“天理”为法上之法，是宋法的精神根源。两宋崇尚文治，为法律儒家化创造了更为优越的环境。以程氏兄弟为代表的宋儒，在批判性地吸收释道两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理学”，后经朱熹的完善而成型。他认为，“理”是一切的根本，“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而为天，地得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正因为如此，法亦源自于“理”。
但此处所谓的法，并非现世所颁布的法律，而是高于一切的自然规律和儒家纲常名教的基本准则。现世之法，只有不违背这种“理”，才可称为正确的法律。定罪论刑，亦“尽是天命、天讨，圣人未尝加一毫私意于期间，只是奉行天法而已。”据此，有学者便认为理学是中国古代“自然法”的代表。
“国法”为法中之法，包括国家颁布的各种成文法令。宋代法律形式中以“敕”最为典型，专指皇帝针对具体事件所发布的诏令，以灵活应对新的社会矛盾，弥补律的封闭性和滞后性，由此形成了“敕”“律”并存的法律体系。而在具体适用上则是“敕”优于“律”，“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于敕”。
南宋时又出现了新的法律形式——“事类”，即以公事性质或适用范围为标准，将敕、令、格、式中所包含的法律规范进行汇编，以解决“用法之际，官不暇偏阅”的实际问题，如宁宗时所编《庆元条法事类》。
“人情”为法外之法，即人之常情，是一种以血缘伦理为基础，从人之本性出发而形成的公认道德观念和价值期待。《礼记·礼运》中讲：“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具体至法律中，则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习惯法，包括乡规民约、家法族规、道德礼仪等，往往与天理相结合，而称之为“情理”。但在位阶上又低于天理，内涵上亦区别于天理。
人情更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具体且日常的交往习惯，可以理解为天理在个人层面的具体化和在司法层面的规则化，因而成为宋代法律的又一重要渊源。战国时期法家创始人慎子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人情之理，正是两宋以仁义治国的具体体现，既修复了国法的僵硬性和严酷性，又避免了其对社会价值体系可能造成的伤害。
纠纷处理适用规则：上下有序，和谐统一
天理、国法、人情构成了广义上“法”的三个层次，三者协调统一互为补充，国法须上顺天理，下顾人情。无天理之国法为恶法，无人情之国法则为酷刑。然而，国与家毕竟是不同的利益群体，国法所反映的是个体所承担的国家和社会义务，主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故“轻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骫（意为“曲”）法以徇人情。”
而人情反映的是个体基于血缘伦理建立的亲情义务，表现为尊尊亲亲、长幼有序。故理、法、情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仍然面临着类似于“忠孝两难”的困局。对此，宋代士大夫主张“祖宗立法，参之情、理，无不曲尽。倘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于后世矣。”进而形成了理、法、情上下有序且内在统一的适用规则。
纲常优于成文法适用
“三纲五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早在汉代就已形成，后经理学上升为天理，并编入宋法强制推行。因此，宋代理学家便极力推崇义理决狱，使儒家经义优于成文法适用。朱熹讲：“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之义以权之。盖必如此，然后轻重之序可得而论，浅深之量可得而测。”“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行，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
以复仇为例。复仇者按律应同“谋故斗杀”，但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亦合孝悌之义，故《宋刑统》规定：“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请令今后具案，奏取敕裁。”即对复仇者可网开一面，给予一定程度的宽宥。《宋史》载：“元丰元年，青州民王赟父为人殴死，赟幼，未能复仇。几冠，刺仇，断支首祭父墓，自首，论当斩。帝以杀仇祭父，又自归罪，其情可矜，诏贷死，刺配邻州。”这一法律思想，在前朝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东汉章帝时期，有人杀死侮辱自己父亲的仇人。章帝亲判此案，依《白虎通义》的精神免除了复仇者的罪行。
情法并重，以和为贵
宋人私有观念较强，民事争讼案件频发。而民事纠纷不过户婚田土钱债，所争之人也大多是亲戚、朋友、邻居关系。过于激烈或频繁的争讼无疑有损于和亲睦族的儒家传统，甚至影响社会安定。因此，宋代司法官在处理民事纠纷时，虽然分辨是非曲直，却不轻判输赢或论罪。为避免今后再生词讼，多采取折中的办法，以财产惩罚和补偿代替刑罚，做到情与法的内在统一与和谐，既修复了国法的僵硬性和严酷性，又避免了其对社会价值体系可能造成的伤害，亦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判词：“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同行而无弊矣。”
以《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载兄侵凌其弟案为例。对于兄（丁瑠）盗弟（丁增）财（牛两头、禾三百余贴）的行为，本应按盗罪重罚。但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认为：“人不幸处兄弟之变，或挟长相凌，或逞强相向，产业分析之不均，财物侵夺之无义，固是不得其平。然而人伦之爱，不可磨灭”，故“官司不当以法废恩”，因而判决丁瑠归还丁增牛两头、禾两贴。很显然，此判决对有罪的丁瑠是重罪轻判，而对于丁增的损失，则视为其顾全兄弟之情应付出的代价。这种诉诸良知善心的纠纷化解思路，无不渗透着司法官个人对司法艺术的强烈向往和自觉追求。
“和合”理念的成功实践：调解息讼之术
瞿同祖先生讲：“禁绝争端原是一切社会维持秩序的最低限度，也是一切行为规范所同具的目的。” 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安宁无争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而无讼不过是这种“和合”理念在司法上的具体反映。为了能够接近心目中的和谐社会，宋人将中国传统“和合”文化运用到了极致。在这个社会中，并不是没有纠纷，也不是所有的纠纷都得到了合法的解决，而是努力将纠纷化解在萌芽之中，这便是调解息诉之术。
“讼清狱空”是宋代考察官吏政绩的重要标准之一，并设有优厚的赏赐和激励措施。因此，基层官员都十分重视调解的作用，既能减少邻里纠纷，缓解社会矛盾，又能实现讼清。这一制度性措施，亦成为基层司法官善用调解的重要动力。
南宋时期，调解之风更为盛行，从《名公书判清明集》可以看出，调解主要适用于普通的民事纠纷和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并坚持双方自愿的原则。调解成功后也会“各给事由”，即发给双方文书，结尾往往会有“如或不悛，定当重置”（即若不遵守，定当追责）等警告性词句，表现出调解的强制性。
在调解主体上，不仅有官方调解，也有民间调解，后者由乡邻亲友中德高望重之人主持。在调解的方式上，则主要从“义”和“利”的关系角度劝人息讼，将“明理”放在首要位置，“辨法”倒是其次，以实现无讼宣教。正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吴革所言：“当职两年于兹，凡骨肉亲戚之讼，每以道理训喻，虽小夫贱隶，莫不悔误，各还其天。”吴严复亦感慨：“为政者先风化，刑杀云乎哉！”
由此可见，尽管宋儒通过“理”将“三纲五常”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却并未完全脱离法律而走向纯粹的道德世界。他们根据实际情况，或依法而断，或变通适用，或者依情而断，甚至以情曲法，力求判决合理合法合情，充分彰显了司法艺术“和合”之美。亦如著名学者张晋藩所言：“法合人情则兴，法逆人情则竭。情入于法，使法与伦理结合，易于被人接受；法顺人情，冲淡了法的僵硬与冷酷的外表，更易于推行。法与情两全，使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统一，是良吏追求的目标。”这一点，尤值得当今法官学习，在判词中，应充分释法明理，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判决的教育和引导意义。在调解中更应注重情、理、法的衡平，确实解开双方当事人心结，有效化解矛盾，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