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根植于儒家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思想基础，从而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人性化的法律制度。这些都是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特有的悯恤宽仁的“恤刑”制度

　　所谓“恤刑”，就是指不滥用刑罚。恤刑观念最早出现在《尚书·舜典》文献中：“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惟刑之恤哉！”意即考虑到刑罚可能滥用失当，量刑时要有悯恤之意，使刑罚轻重适中。在恤刑制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三纵”“三宥”制度。“三纵”是指老耄、幼弱、愚蠢犯罪，因考虑其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或免或减其罪。而“三宥”是指不识、遗忘、过失犯罪，因这类犯罪非故意犯罪，故减轻其刑。以上制度是基于“仁”的考虑，法律上对老人、儿童、笃疾、孕妇这几种人犯罪予以减轻刑罚或免刑。例如，在法制相对完备的唐律中所记载的：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笃疾者，不加拷讯，流罪以下可以赎罪；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犯大逆、杀人等死罪可以上请减免，一般的盗或伤人也可以赎罪；年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对于孕妇，北魏世祖时就规定：“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这种制定也为唐以后各代所沿袭。

　　基于儒家孝亲原则而形成的“留养”制度

　　此制度又称“存留养亲”，是指犯罪人的直系尊亲属需要侍养，而家中除了犯罪人以外别无成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犯罪人犯的不是不可赦免的死罪，允许上请，可免去死刑以侍奉尊亲属；如果犯罪人应处以流刑，可免发遣，徒刑可缓期，待尊亲属去世后再执行。留养制度在北魏时就已入律，并为后世所沿袭，它是中国古代法律家族化、伦理化的体现，更是符合儒家所恪守的有关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道理念的要求。

　　尊重生命——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以及平冤昭雪制度

　　在其中，具体由这么几项制度组成。其一就是“乞鞫”制度。“乞鞫”是汉代复审制度，汉律有“有故乞鞫”的规定，就是说对原司法机关的判决不服，允许当事人上书，向上级司法机关请求复审。复审期限是三个月，过了三个月，便不得请求复审。汉律关于乞鞫的规定，是汉代统治者出于“慎刑”考虑，并企图缓和阶级矛盾，同时通过这项制度，也能对司法官吏执行法律的情况起到监督检查的作用。此外，封建统治者为“恤刑慎罚”“施行仁政”而采取的另一个重要措施还有“复奏、会审”制度。该制度始创于汉代，在汉朝法制中创设有疑狱评议，上报复审制度。历经以后各朝各代的法制演变，逐步形成了一般对“徒”以上案件，实行初审后由上一级审判机关复审和审核的制度。对于死刑，北魏世祖时定制，凡死刑“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也就是说，死刑执行前，须奏请皇帝批准，方可行刑。这就是所谓“复奏”。隋时定为“三复奏”。唐代贞观初，太宗李世民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复生”，规定决死刑，在京师“五复奏”，在诸州“三复奏”，犯恶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杀主一复奏。唐以后各代均实行了死刑复奏制度。同时，在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为监察下级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理是否有失公正，并对冤假错案能够进行及时纠正的措施还有被称之为“录囚”的制度。所谓“录囚”，是指上级司法机关对在押囚犯的复核审录，汉代录囚有“皇帝录囚”“刺史录囚”“郡守录囚”。关于“皇帝录囚”，此事始于东汉明帝时期。而刺史之制始于汉武帝时期，按照规定，刺史于每年秋冬季节到郡国巡察，成为“行部”。刺史行部的主要任务是“省察治状”，这当然包括审核狱讼情况，东汉时仍沿袭此制，并且将这一措施扩到皇帝录囚。

　　防范刑讯逼供的“鞫狱”制度

　　鞫为审问之意，“鞫狱”即进行审讯和判决。汉代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注重收集证据，除收集书证、物证、证人证言以外，还重视收集被告人的口供，而收集口供往往搞刑讯逼供。经审讯获取口供后，三日后再次审讯，目的是看此次供词与上次是否有出入，从而使受审者有更正供词的机会。然后，对被告宣判。司法官对被告宣读判词，这叫“读鞫”。若被告对判决不服，请求复审，这叫“乞鞫”。

　　独具特色的行政、司法监督、监察制度

　　在传统法律制度中所涉及的有关行政、司法监督、监察机制中有“登闻鼓”制度。所谓“登闻鼓”其实质就是一种古代特有的直诉制度，即冤枉者不服判决，可以不受诉讼审级的限制，直接诉冤于皇帝或钦差大臣。晋武帝时期始设登闻鼓，该鼓悬于朝堂外或都城内，百姓可击鼓鸣冤，有司闻声录状上奏，这种制度弥补了绝对禁止越诉的不足，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客观上有利于百姓冤情上达。这一制度自建立后，后世各封建王朝历代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