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到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党对人民司法的领导贯穿于各个时期的司法工作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形成了独特的法治理念。从苏区司法干部甘当人民公仆，到马锡五审判方式一刻也不离开群众，“人民司法为人民的好传统好作风贯穿始终”，人民司法实践形成的红色司法案例，集中体现了优良的人民司法传统，是党史中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今人认真总结，并加以传承。延安时期的马宝禄医疗事故案发生后，司法人员认真的调查与审判，显示出实事求是与审慎严谨的精神，实现了司法公正，体现了人民司法优良传统的突出特色。

　　1943年冬，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周家硷区保安助理员黄光耀患病，前往马宝禄处诊治，当时黄光耀全身发烧、腿肿，马给其服用了阿司匹林，当时病人“全身出水”，症状似乎有所缓解。次日，黄光耀病情又有加重，马又按普通发热的情况给他开了两个金鸡纳霜丸，“叫病人吃去，用开水引送下去”。到了第三天，黄的病仍不见好，马宝禄询问了其大便情况，在征询区委书记之后，前往黄家用“日光肥皂”为其“过一下肠子”通便，黄的病未减轻，反认为是特务来害他，“要女人找枪”，后被阻止。之后，区委书记又联系一个中医大夫为其诊治，探讨病源，期间“将病人后心拍了两下”。不久，黄光耀病故。

　　当天，马宝禄由黄家返回时，途中遇到乡长万锦兴，叫他去乡政府。马不明就里，去了后就被捆绑起来，关押在伙房里。被关的第二日，区委书记来审讯，问他是否参加特务组织，是何人介绍加入的？马最初不承认，之后乡长万锦兴对其实施刑讯，他受不过，被迫说“参加复兴社”。

　　由于黄光耀家属疑其中毒，经过区乡前述调查，马宝禄案被转交绥德分区保安处起诉，署名“布鲁”的分区保安处呈文谓：“查马宝禄未清病症，轻易治疗，对病人不负责任，以致治死我干部黄光耀同志，现该人主不受，我本警戒随意乱诊之庸医，并消除人主之不平，故拟将该案转交政府司法机关以法处理。但该马宝禄于前年反奸中已被保安机关关押一年之久，故嗣后处理，谨提议将马之罪状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并将处理经过制一判决书给黄光耀同志家属，以消不平，是否有当，尚请裁处。”保安处随文附上较为详尽的《马宝禄材料》，其中有马宝禄的家庭背景，及其学习西医的经过，他十二岁在延安乔沟天主学校念书，“该校教员介绍我参加天主教会，在此念了四年后，回家务农，三年后在本地李家砭天主堂，在此管理牲口买些东西，三年后在绥德新店天主堂（主任雷正花，西班牙人），我任管理员，每月薪金三元，因为他们会看病，因此我看的学会西医治病法。”后来教堂主任雷正花离开，他就回家摆摊治病。

　　最后，保安处提出了初步意见，“该犯治死黄光耀同志，而不是毒药害死，而是他的医术不高。黄光耀同志虽不是他治死，但要马宝禄负责。现将该马宝禄送来法院请以法处理。”从保安处的呈文来看不难发现，其已经作了更深入的调查，与区乡的意见有很大差异，最重要的是明确黄并非是“毒药害死”，而是马“医术不高”，但迫于死者家属“不平”之意，要求司法处依法裁判。

　　司法处接到此案后，同样十分审慎，工作人员不仅详细讯问了马宝禄及有关见证人，针对医治中的问题，还专门邀请了专家证人，即群众医院、华新诊疗所的李化南、马光壁等三位医生。

　　李化南等人在调查后，站在医学角度对黄光耀之死提出了意见：“研究黄光耀得病的经过、治疗情况及死后情况，可能是猩红热或斑疹伤寒等热症，而斑疹伤寒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有这种热病的人，必定是发热高，少说话，少饭食后发红疹，临死时发急躁，必能使口鼻出血。黄光耀这次病中，虽会每日体温，可供参考，但按照他老婆及马宝禄所谈，已实属热症无疑。”

　　根据马宝禄的诊治情况，可以证明黄并非汞中毒致死。马宝禄主要是庸医误人，自己在治疗过程中也摸不清是什么病，把斑疹伤寒当成感冒治，而使病人沉疴。在黄光耀病入最严重时期不应再给他洗肠了，“他的洗肠，目的是清火，想把病能诊好的话可多挣几个钱，落个好名誉。”但结果相反，病人的死亡期提前了。

　　在全面了解各方面证据及案件事实后，司法处再度讯问了马宝禄，当问及其责任时，他答：“也许我学艺不通。”司法处推事告诉他，“根据这种情形来看，并非是服毒，但可能你对病症未弄清，乱服药，使病人受到挫伤，才死的很快。”马宝禄承认自己对病情确实“搞不清”，自己“医道不通，治病误人”。

　　讯问结束后，司法处进行当庭宣判，“你的错医（致人死亡事实）是对的，今决定将你坐了禁闭，判决一年半徒刑，再由当地召开群众会公布之，日期以后决定。”这个判决，实际也包含将前期禁闭日期折抵刑期之意，马宝禄当庭表示服判。

　　马宝禄医疗事故案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诊治、用药等事实也容易查清，但是，一是病故的是保安处干部，身份较为特殊；二是被害人家属误认为黄被以“汞”毒杀，怀疑特务故意谋害，加之区乡政府不符合程序的讯问，导致冤错的可能。然而，因为分区保安处更为细致的调查，以及司法处合理地引入了医学专家证言，使得案件事实得以澄清，不当诊治与病人之死的因果关系更为明确，最后才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判决。

　　由马宝禄一案，也能看出革命时期我国司法工作者的优良作风，特别是实事求是、审慎严谨的精神，正如当时总结司法经验中提出的，“唯有确定了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到底与实事求是的科学工作态度，才能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从困难中寻找工作，积极工作，克服困难，坚持到底。”

　　以马宝禄案为代表的红色司法案例中体现的这种态度与精神，与当代中国司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及“公正司法”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都体现出基于事实真相的法律观、正义观。唯其如此，司法审判才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转自中国普法网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